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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6章国际大商战(第1/2页)
广州，大唐南疆最重要的贸易门户，珠江口帆樯如林，汇聚着来自波斯湾、印度、南洋乃至更遥远国度的海舶。这里不仅是丝绸、瓷器、茶叶流向世界的起点，也是金钱、货物、信息、乃至不同文明暗中角力的前沿。当“外汇兑率牌”在广州市舶司衙署外和新建的“大唐皇家银行广州分号”门前挂出，当市舶使宣布官府抽解、博买等事务“优先、鼓励乃至逐步强制使用大唐通行宝钞，或按官定汇率折算金银外币”时，这个古老而繁忙的港口，并未立刻掀起轩然大波，却如同投入滚油的冰块，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下，激起了复杂而剧烈的反应。
第一轮博弈：观望、试探与软抵抗
最初的反应是普遍的怀疑和谨慎的观望。蕃商，尤其是那些控制着东西方大宗贸易、资金雄厚的阿拉伯、波斯大商人们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规矩，本能地皱起了眉头。他们习惯了用成色稳定的第纳尔金币、迪尔汗银币，或者直接以金银锭、优质丝绸、香料等实物进行交易，对大唐境内日益混乱的铜钱尚且避之不及，更何况是闻所未闻的“纸钞”？
“用纸换走我的真金白银？”一位名叫伊斯玛仪的大食珠宝商，在蕃坊的私人会所里，对几位同乡摇头，“大唐的官员莫不是疯了？还是觉得我们来自沙漠的人，头脑也像沙子一样简单？我宁愿用十枚第纳尔换一件上等越窑瓷，也不愿用它们换一百张不知所谓的纸，哪怕那纸上画着龙。”
“可是，伊斯玛仪兄弟，”另一位从事香料贸易的波斯商人阿尔达希尔相对谨慎，“市舶司的税吏态度很坚决。我那船乳香，他们坚持要按那个‘汇率’，将我支付税款的金币折算成宝钞数额，然后让我用宝钞纳税，或者用等值金币按那个比率折算……虽然目前还说‘鼓励’、‘优先’，但看那架势，恐怕很快就是必须了。而且，何记、广利昌这几家和我们做惯了生意的大唐丝绸商，也透出口风，说以后大宗交易，用宝钞结算可以给些折扣。”
“折扣？”伊斯玛仪嗤笑，“阿尔达希尔，我的朋友，折扣的诱惑，比得上我们手中沉甸甸的第纳尔可靠吗？一张纸，今天能换一匹绢，明天大唐皇帝一道诏令，或者那个什么‘银行’关了门，它就是废纸！金银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何时，都是金银！”
这是大多数蕃商，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大商人的普遍心态。他们拥有跨越国界的商业网络，对货币的价值有着近乎本能的警惕和挑剔。大唐铜钱的贬值他们已经领教，对凭空出现的纸币，他们抱以极大的不信任。最初的应对策略是“软抵抗”：在必须与官府打交道时（如纳税），他们不情愿地按官定汇率兑换少量宝钞，但尽可能用带来的金银支付。在与民间商人交易时，则明确拒收宝钞，坚持使用金银、绢帛或以货易货，并试图利用部分唐商对新币种同样心存疑虑的心理，压低宝钞计价货物的价格，甚至散布“宝钞即将作废”、“朝廷缺钱，滥印纸钞”等谣言。
然而，大唐朝廷，或者说以李瑾为首的改革派，对此并非没有准备。针对蕃商的疑虑，广州分号在市舶司的配合下，推出了几项针对性措施：
第一，强化兑换信用。银行分号的金库（实为加固的市舶司库房一部分）有意“偶然”地让前来办理业务的蕃商代表，“瞥见”里面堆叠整齐的金铤、银锭和串好的足色开元通宝。并公开承诺，任何持有大唐通行宝钞者，无论中外，皆可于广州、扬州、长安、洛阳四地指定机构，随时足额兑换金银或铜钱，绝无拖延克扣。初期，甚至对大宗兑换给予象征性的“汇兑补贴”（如免除火耗）。
第二，利益引导。对遵守规定、积极使用宝钞进行大宗进出口贸易的蕃商，市舶司给予“抽解优惠”（即降低关税税率）、优先验放货物、提供更好的仓储保管服务等实际好处。同时，由官方暗中协调几家与朝廷关系密切的、信誉卓著的大唐商号（如广州的“南海记”、扬州的“江淮货栈”），在与蕃商交易时，对使用宝钞结算的订单，给予明显的价格折扣或优先供货权。例如，一船生丝，用金银交易是一个价，用宝钞结算则是另一个更优惠的价。对于利润微薄、竞争激烈的行业，这几分折扣往往能决定生意的成败。
第三，提供“汇兑便利”的承诺。银行分号宣布，蕃商可以将暂时不用的宝钞，存入银行开设的“蕃商专户”，不仅给予保管，还承诺下次来唐贸易时，可凭存单在任意通商口岸支取，并免收保管费，甚至象征性支付一点“仓储利息”。这解决了蕃商携带大量金银长途贸易的风险和成本问题，虽然利息微乎其微，但其体现的“服务”理念，对见多识广的大商人来说，具有一定吸引力。
第二轮博弈：分化、套利与地下钱庄
软抵抗的效果，在利益分化和官方组合拳下，开始松动。并非所有蕃商都像伊斯玛仪那样资本雄厚、可以完全无视官方引导。许多中小蕃商，本钱有限，对关税优惠和唐商的价格折扣更为敏感。当他们发现，用宝钞结算确实能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，而且宝钞在广州、扬州几个主要唐商那里确实能买到紧俏货物（尤其是质量有保证的官方特许出口商品）时，便开始有人小心翼翼地尝试。
一个名叫辛格的天竺商人，在比较了用第纳尔和用宝钞购买一船瓷器的成本后，发现后者能便宜近一成。他咬牙将部分金币兑换成宝钞，完成了交易。当他把精美的瓷器运回天竺，获利颇丰后，第二次来时，便主动兑换了更多宝钞。他的例子在中小蕃商中悄悄流传。
然而，更大的波澜来自大商人的“金融套利”行为。伊斯玛仪这样的巨商，很快发现了新规的“漏洞”。官定的汇率，虽然参考了市场，但毕竟相对固定，而不同港口之间，甚至同一港口不同时间，由于信息差和资金流动，实际的金银与宝钞、宝钞与铜钱、乃至宝钞与货物的比价，存在微小的波动。一些精明的阿拉伯和犹太商人（他们尤其擅长金融），开始利用这些波动进行套利。
例如，他们发现在扬州，由于本地商人更习惯用铜钱和白银，对宝钞接受度略低于广州，因此宝钞对白银的实际购买力（即隐形汇率）略低于官方牌价。于是，他们便用白银在广州按官价兑换宝钞，然后迅速将宝钞带到扬州，购买丝绸等货物，或者按略低于官价但高于广州实际购买力的价格，将宝钞卖给急需用其纳税或与官府交易的扬州商人，换回白银，赚取差价。虽然单次利润不高，但资金量大、周转快，累积起来相当可观。
这种行为，本质上是在利用不同市场间的价差进行投机，短期内甚至“帮助”了宝钞在扬州地区的流通（因为他们带来了宝钞供给），但长远看，干扰了官方试图稳定汇率的努力，也引起了李瑾的警惕。他意识到，必须建立更灵活、更贴近市场变化的汇率微调机制，并加强各口岸银行分号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资金调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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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大的挑战来自地下钱庄和旧有兑换网络的反弹。在广州、扬州等港口，早已存在由地方豪强、藩镇背景势力甚至与蕃商有勾结的官员支持的地下钱庄和兑换网络。他们原本利用铜钱混乱、金银走私、高利贷和操纵兑换比率牟取暴利。大唐皇家银行和外汇管制，直接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。他们开始暗中抵制，拒绝处理与宝钞相关的业务，甚至故意散布谣言、抬高金银黑市价格、打压宝钞的实际兑换率，并试图与不满的蕃商勾结，进行“地下结算”，即避开官方渠道，直接用金银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交易，逃避税收和监管。
第三轮博弈：制裁、博弈与长安的暗流
对此，朝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硬。在武则天授意下，市舶司和当地官府联合，开展了一次针对“私相交易、规避官定钱法”的专项打击。数个与蕃商勾结、进行大宗地下金银交易、拒用宝钞的本地商号和地下钱庄被查处，主事者下狱，财产没收。同时，对查实刻意拒用宝钞、参与黑市交易的蕃商，予以罚款、货物暂扣、乃至限制交易、驱逐出境的处罚。朝廷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：在大唐的地盘上进行大宗贸易，必须遵守大唐的新钱法规矩。
这一强硬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。许多蕃商，特别是那些在唐有固定产业、长期经营的大商人，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。与官府对抗的风险和成本，开始超过使用宝钞带来的些许不便和风险。
就在广州、扬州的博弈进入僵持与试探阶段时，来自更遥远西方的压力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传导到了长安。
几名持有拂菻（拜占庭帝国）皇室或元老院背景的商人代表，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，正式向朝廷提出“交涉”。他们以近乎傲慢的语气，质疑大唐的新钱法，特别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宝钞的条款。他们认为，这损害了“自由通商的原则”，并且对拜占庭帝国声誉卓著的“诺米斯玛”金币构成了“不公正的歧视”（因为官定汇率并未给予诺米斯玛金币与其含金量完全相符的、他们认为应有的“崇高地位”）。他们甚至暗示，如果大唐不调整政策，可能会影响两国间的“友好关系”和丝绸等奢侈品的稳定供应。
这背后，显然不仅仅是几个商人的抱怨。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正在争夺东西方贸易控制权，对大唐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异常敏感。他们担心大唐通过宝钞和汇率，逐步掌控贸易金融主导权，进而影响定价权和贸易流向。此次“交涉”，既是试探，也是施压。
消息传到“钱法革新事务筹办处”，气氛凝重。与地方豪强、走私商人乃至阿拉伯商人的博弈，尚在可控范围。但牵扯到另一个强大帝国，事情就复杂了。
“拂菻人这是借题发挥，”一位户部官员愤愤道，“他们的金币成色近年也有所波动，何来‘歧视’之说？分明是见不得我朝掌控贸易金融之利！”
“其心可诛，”另一人接口，“然则拂菻确乃西陲大国，其金币在西域乃至天竺都广为流通。若其当真联合大食商人，共同抵制我宝钞，甚至在其势力范围内拒收我丝绸瓷器，恐生事端。”
李瑾沉吟良久。他知道，真正的“国际大商战”此刻才拉开序幕。这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或金融套利，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博弈。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，很可能已经私下有所串联。
“避其锋芒，分化瓦解，以利诱之，以势迫之。”李瑾缓缓说出十六字方针。“拂菻商人所求，无非利益与体面。我们可以稍微调对诺米斯玛金币的官定汇率，给予其略优于市价的‘优待’，以全其颜面。同时，可与其大商团秘密接触，承诺若其带头使用宝钞进行大宗采购，可在抽解、货源、乃至特定商品的专卖权上给予特殊优惠。此谓‘以利诱之’。”
“对于大食商人，”李瑾继续道，“他们并非铁板一块。有伊斯玛仪那样的顽固者，也有辛格那样的务实者，更有阿尔达希尔那样的观望者。我们要重点拉拢那些与朝廷关系尚可、在蕃商中有影响力的中间派。可以授权广州分号，与几个有实力、信誉好的大食商团，签订长期供货协议，以相对稳定的宝钞价格，锁定未来一两年部分紧俏商品（如顶级丝绸、官窑瓷器）的供应。这对追求稳定利润的大商人来说，具有极大吸引力。当他们与我们的利益深度绑定，自然成为宝钞的拥护者和推广者。此谓‘分化瓦解’。”
“至于‘以势迫之’，”李瑾目光转冷，“要让他们明白，在大唐的疆域内进行贸易，就必须遵守大唐的规矩。鸿胪寺可以明确回复拂菻使者：大唐新钱法，旨在规范贸易、便利商贾、稳定币值，对各国商人均一视同仁。诺米斯玛金币汇率，乃根据其成色、重量及市价公允而定。若拂菻商人觉得不便，大可继续使用金银交易，但朝廷规定的税收优惠、通关便利等，则与使用宝钞者无缘。同时，可私下放出风声，朝廷正考虑与某些‘更友好’的商团（比如波斯的，或者天竺的）建立更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。”
这是一场综合了金融手段、商业谈判、外交辞令乃至战略威慑的复杂博弈。李瑾深知，宝钞的国际化之路注定荆棘密布。国内反对派在盯着，藩镇势力可能暗中作梗，国际商人精明而贪婪，外部帝国虎视眈眈。任何一步失误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甚至导致宝钞信用在国内外的崩溃。
然而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当第一张“外汇兑率牌”挂出，当朝廷决心从蕃商手中收回部分金融主导权时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已经打响。长安筹办处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熄，信使带着最新的市场动态、蕃商反应、汇率建议，频繁往返于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广州之间。
广州港的夕阳下，伊斯玛仪看着码头上忙碌的、开始尝试用宝钞结算的同胞，眉头紧锁。阿尔达希尔则拿着与“南海记”新签订的、以宝钞计价的生丝契约，反复计算着其中的利弊。而在遥远的君士坦丁堡，拜占庭的财政官员，也正仔细研读着来自东方的商人们关于“大唐纸钞”的详细报告，眼中闪烁着警惕与算计的光芒。
货币的战争，无关刀剑，却同样惊心动魄，其影响，或许比任何一场真正的征服都要深远。李瑾站在长安筹办处的窗前，望着西沉的落日，知道更严峻的考验，或许还在路上。蕃商们的妥协、试探、套利乃至联合抵制，都只是前奏。真正的风暴，可能来自于内部，来自于那些担心宝钞威胁其铸币暴利、金融特权的庞大利益集团，他们与国外势力勾结的时刻，或许不远了。而下一场危机，很可能就从看似最坚不可摧的环节——兑换信用——开始。